1. 陈嘉庚（1874 – 1961年）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即现厦门市集美区），又名甲庚，字科次。9岁入读南轩私塾，17岁南来新加坡，帮父亲打理米行。后来父亲生意失败，他独挑大梁，替父还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之后，他将自己的商业王国拓展到五大洲，雇佣员工超过3万人，成为东南亚著名的“橡胶大王”，被赞誉为“马来亚的亨利福特”。
陈嘉庚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20岁时，就在家乡出资建惕斋学塾。1913年，创办集美两等小学，其后增办、扩充成为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科、部以及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的集美学校。
并成立教育推广部，前后资助福建省 20余县、市70多所中小学的办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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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新加坡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他所创办的学校，经费比当时公立学校充裕，又不惜重金礼聘名师，这些学校中多数成为中外知名的学校。陈嘉庚兴学，有远大目光和整体规划。建筑校舍，亲自擘画；教学仪器、生活设备、力求充实。尤其重视选择校长和培养教师。他重视国内外的华侨子弟教育，为鼓励华侨子弟回祖国升学，倡办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他重视社会教育，赞助各种群众文教活动，晚年还创办了厦门华侨博物馆，也重视女子教育，率先创办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多所。
他痛感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便决定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4月6日创办厦门大学。所有办学费用由他一人承担，包括大学的经营费用300万元，也由他分12年支付。对于厦门大学，他付出了满腔的心血，从聘请校长和教员，到校舍的选址设计施工，他四处奔走，呕心沥血，使厦门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的知名高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钱财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在新中两地大量出资扶植和创办学校，生前用于办学的捐款高达一亿美元。他“倾家办学”，甚至是“毁家办学”的精神，感动了新中两国的人民。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中国政府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
嘉庚精神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它集中体现在陈嘉庚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忠、公、诚信，加上他亲之信之的“道德毅力”和创业改革意识。其中，爱国主义为之“忠 ”，是嘉庚精神的本质特征；倾资办学为之“公”，是嘉庚精神的重要体现；实事求是、言信行果为之“诚信”，百折不挠、持之以恒为之“毅”，这二者是嘉庚精神的精髓，是陈嘉庚造就辉煌业绩的驱动力；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之改革观，它贯穿于陈嘉庚一生的主要思想和活动，渗透到上述诸项内容之中，使嘉庚精神这座丰碑更加绚丽多彩。
2. 陈六使（1896 – 1972年）
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社会领袖和慈善家，他在逆境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出钱出力倡办南洋大学。陈六使先生于1896年6月7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乡，18岁过番南来，在陈嘉庚先生的树胶厂工作，学会了经营树胶生意的知识与方法之后，他自己创业，并成为树胶界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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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陈六使先生自己创业，在美芝路设立益和公司，到了1938年益和已成为新马最大规模的树胶出口商。业务遍布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欧美。到了1941年，益和已经发展到颠峰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马沦陷，陈六使先生在战前所累积的财富化为乌有。二次大战结束后，陈六使先生重新创业，他以过人的智慧预测树胶价格的起落而赚了不少钱。尤其是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时期，胶价的涨幅非常大，陈六使先生以经营树胶而致富，他也协助陈嘉庚先生发展业务。
陈六使先生本着“取之社会，用诸社会”的人生哲学，他热心公益，却保持低调，他也热心社会服务，1950年3月6日，他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领导华社向殖民地政府争取公民权及参政权，并发动为马来亚大学（后为新加坡大学）献捐。他自己捐30万元充作马来亚大学建校基金。1949年底陈嘉庚到中国定居后，陈六使先生便担任福建会馆主席直到1972年9月。
陈六使慨叹自己受教育不多，而又深切地认识到国家社会要进步，必须从振兴教育着手。过去，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只到高中阶段，华校高中毕业生如果要升学，只有到中国去。可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推行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旦到中国深造就被禁止重返新马。虽然当时新加坡已有一所马来亚大学，可是，那是英文教育源流的大学，华校生没有机会进入马大。于是1953年1月16日，在福建会馆执委会议上，正式提议创办南洋大学。
陈六使先生领导的福建会馆捐出云南园523英亩的土地作为大学的校址，他率先认捐500万元。自陈六使先生倡办南大以来，获得东南亚各地华社的热烈支持，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为南大筹募建校基金运动，从最有钱的富豪到最穷的三轮车夫都出钱出力，各阶层人士甚至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捐款给南大。
建校过程中，复不辞劳苦，主持执行委员会及第1届理事会。从1956年至1963年，陈六使先生一直担任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南大于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而在1958年3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陈六使先生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Allmond Codrington）在开幕典礼当天，一同为南洋大学落成纪念碑主持揭幕。后为维护南大创办宗旨，抗拒新加坡当局控制南大，并将之变质，而于1963年9月22日被褫夺公民权。
陈六使先生于1972年9月11日逝世，终年76岁，他有11个儿子和3个女儿。陈六使先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尤其热心教育事业，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敬爱。他出殡之日，送殡行列多达7000人，沿途成千上万民众瞻仰，极尽哀荣。南大在校园内设置纪念铜像，纪念其创办南大的功绩。陈氏家属捐献50万，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
陈六使语录：“从企业赚来的钱，尽施于教育，培养千千万万的人才，为自己子孙计，亦为他人子孙计，是爱国、爱家、爱民族的表现”。
3. 林连玉（1901 – 1985年）
林连玉先生于1901年8月19日，出生于中国福建永春，原名林采居。早年毕业于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由于求学机会难得，所以在校绝不浪费光阴，课外时间，总是拼命阅读，并打破当时集美的记录，以“九十生”的辉煌成绩轰动全校。所谓“九十生”，就是每科都达到九十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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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因时局动乱而南来，先后在霹雳安顺、爱大华和爪哇任抹、雪兰莪巴生、加影任教。因喜在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荷兰政府的疑忌，而应聘到马来亚共和学校，从此改名“连玉”，并沿用至今。1934年11月起，在吉隆坡尊孔中学服务，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连玉先生加入雪兰莪医药辅助队。在吉隆坡受日军轰炸时这支医药辅助队表现了他们勇敢的献身精神，每当空袭警报解除，他们便开车到被炸的灾区，发挥了扶死救伤的责任。后来他们跟随英军撤往新加坡，在日军炮弹横飞的时刻，他们依然随时待机而发，从吉隆坡到新加坡，都有他们英勇活动的踪迹。林连玉先生更曾经两度险些命丧战火之中。
马来亚沦陷后，林连玉先生曾被雪州教育局调派至士拉央侨民学校担任校长六个月。当时蝗军几乎见老师就杀，林连玉先生被迫把学校关闭，到巴生瓜雪而榄的一个树胶园里养猪过活。
1945年，日军投降，马来亚光复。这时候的尊孔中学除了那座经受战火蹂躏的空壳，一切设备荡然无存、疮痍满目，林连玉先生毅然负起复校的工作。首先先向附近的学校借校舍暂时上课，然后修葺尊孔校舍及购置校具，将学校从废墟中一点一滴重新建设。为了取得基金办校，他不惜把辛苦养大的猪只变卖，宁愿自己挨饿，出钱出力，也要为莘莘学子谋福利。
1951年，英殖民政府抛出《巴恩报告书》，建议以英、巫文学校取代 华、印文学校。林连玉挺身而出，召开全马华校教师会代表大会，共谋对策，掀起强大的反对浪潮。大会除议决向钦差大臣提呈备忘录反对《巴恩报告书》之外，亦决定筹组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壮大维护华校力量，为日后的华文教育运动设下了“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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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林连玉出任教总主席，并促成“ 三大机构”的成立。1954年，殖民议会通过《1954年教育白皮书》，规定所有华小都得开设英文班。他看出这是蚕食华校的手段，因此决定捋虎须，批龙甲 ——向英殖当局宣战！但，反对已通过的法案，在紧急时期是可能被捕的啊！“我忝居教总总领导的地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他托妻寄女，作好被捕的准备，愤而发表《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宣言》（这里指的方言学校就是华文学校）。宣言发表后，果然惊动了殖民政府。钦差大臣麦基里莱爵士，更于10月28日亲临尊孔中学，特别会见林连玉。同年，以教总名义提出列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
1955 年1 月，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在马六甲敦陈祯禄爵士私邸（陈祯禄乃马华公会发起人），与联盟主席敦东姑阿都拉曼会谈。从此奠定了董教总代表华文教育的地位。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提出“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林连玉就此向敦拉萨交涉，敦拉萨亲口答应有关目标不会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加以执行。殊不知，此目标却借着1960年的《拉曼达立报告书》借尸还魂，规定非马来文的中学、小学（华校或印校）改制，否则取消津贴，华文中学几乎陷入绝望的处境。
1960年，林连玉挺身而出，率领董教总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他说：“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津贴金可以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大力反对改制，鼓吹华人社会办华文独立中学。最后，华文中学的体制得以保存下来。
1961年8月12日，内政部以（一）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的教育政策，有计划的激动对最高元首及联合邦政府的不满；（二）动机含有极端种族性质，以促成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造成动乱为由，通知将要褫夺他的公民权。林连玉被剥夺公民权事件曝光后，轰动了全国上下，许多团体纷纷呼吁政府收回成命不果。为此，林连玉在林碧颜律师的协助下，展开历时3年的法律斗争，官司从吉隆坡打到伦敦，再从伦敦打回吉隆坡，最终还是无法扭转局面。1961年8月22日，被取消教师注册证。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公布褫夺林连玉的公民权。对此，他仍坚定的表示：“为华教牺牲，永不后悔！”。
1979年，双眼患眼疾，严重影响视力，从此开始足不出户的生活，但仍继续关心时事。1985年
11月，因敦东姑阿都拉曼的一篇文章有歪曲史实、污蔑教总之嫌，当时已是85高龄，还特为文驳斥。1985年12月18日溘然长逝。
林连玉毕生致力于国家的团结、民族的平等；他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奉献给华文教育。他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奋斗精神，是马来西亚华族世世代代的风范，大家于是尊称他为“族魂”。1987年，林连玉基金宣布成立华教节，并于次年颁发林连玉精神奖，以表扬华教界的好人好事。
林连玉先生将其一生奉献给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最后是两袖清风。当他被迫离开教育岗位后，生活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处之泰然，置生死于度外，充分体现“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气度。
林连玉的重要著作有《风雨十八年》和《回忆片片录》等。其中《回忆片片录》被政府宣布为禁书。而另一本记载了林连玉和当时司法部长梁宇皋之间就《拉曼达立报告书》及华文教育问题所展开论战的《林梁公案》以及详细记录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而展开法律斗争及相关资料的《林连玉公民权案》，都是华教运动重要的文献。
林连玉先生语录：“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
化堡垒”、“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等。
4. 严元章博士（1909 – 1996年）
1909年生于中国广东省四会县。1931年获得金陵大学文学士，1939年获中山大学教育硕士，1951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教育科）（Ph.D. in Education）。1931至1932年在中国曾任四会中学校长，1932至1936年任广州国光中学教务主任、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同校研究院办公室主任，1939至1947年任师范学院副教授兼管训部主任、1948年任南宁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1948 年9月，接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往英国留学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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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起，在新马投入教育工作，共15年，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教育家。1952年及1956年，先后参与政府改编华文小学教科书以及拟订全国各民族学校共同课程。1953至1954年，在麻坡中化中学任副校长的两年，他实行严格的入学考试，不达水平者要先念一年预备班；投考高师班还得通过他亲自主持的口试，这措施随着他的离去，因遭人反对而取消。
1955至1959年任峇株巴辖华侨中学（今之华仁中学）校长。他在华侨中学五年，前四年出掌校政，使他得以部分贯彻其教育理念，如教师分科制、成绩分班制、荣誉考试制（不必由老师临场监考）、成绩分等级制、助贷学金制、工读生制、美的教育（美化环境）、爱的教育、同乐会、推广课外活动、首创课室布置比赛。
1956至1963年间曾出任教总教育顾问及《教育杂志》主编。严元章任教总顾问时期，最大功劳是协助林连玉先生为教总确立了争取母语母文教育的基本权利。他发挥教育学识的专长，给予争取母语教育行动上的理论支持。在各种场合及报章杂志发表有关母语母文教育的观点，认为母语教育是最直接有效的教育媒介，为母语教育的争取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与当时教总主席林连玉并肩作战，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殖民政府周旋。
1961年，他据学理，大力反对华文中学改制；认定争取母语教育平等是基本人权，民主国家应
享有言论自由。1962年因维护教总对华文教育的立场，被马来亚政府永远禁止入境（有关禁令于1993年解除）。
1960至1965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学生福利委员会主席、教育系主任。他在南大6年，革新行政系统，落力复兴教育系，为新马教育界培养了不少教育行政及研究人才。在南洋大学执教期间先后发表《走上新阶段的南洋大学 —— 我对〈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的批评》及《我对南大改制的看法》，对建议南大改制，纳入英国大学体制，提出抗议。
1965年，定居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讲师。1970年退休，潜心于教育研究工作。1975年起，先后发表以“新中国的思想问题”为主题的论文四篇，分为文化篇、经济篇、政治篇及社会篇。1982年把几十年教育工作经验、整理出一套教育思想，1984年9月出版《教育论》，体现了他一生对教育的理念与理想，可说是他教育思想的总汇。90 年代初期，另一宏篇巨著《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也撰著完毕，本书结合了《教育论》的理念，阐述中国的教育思想、指导方向，是教育改革的指路明灯。这本著述充分体现了他毕生的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1996年7月27日，在香港去世。
5. 朱运兴（1911 – 2002年）
朱运兴先生祖籍海南文昌县雪梅村人，1911年生于怡保，小时在私塾读华文，明德小学四年级后转入怡保英华学校读英文。1932年剑桥文凭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文科。1938年回马协助家业。由于精通三语，擅操各种方言，因此结交了不少各民族及各阶层的社会人士。加上热心参加各社会慈善公益福利教育与体育组织，在华人社会中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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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代表联盟政党中选为怡保市议员。1955年中选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届立法议员，并被委为第一任教育部副部长。从此开始了争取华教权益的工作。曾是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的朱运兴，1956年出任马华公会总秘书。
1955年至1957年间，出任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副部长，为华教做出诸多贡献。对于政府许多涉及华校的建议和措施，朱运兴先生都会事先征询华教团体的意见，以消除种种不利华教的条文和措施。在朱运兴先生和华教团体里应外合的配合下，多次揭穿或至少拖延当权者不利华教的举措。其中包括了：（一）搁置钟灵中学改制的签约；（二）阻止政府取缔超龄生，以免对华校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和（三）揭穿当局偷改课程委员会议决案的阴谋，保住华语华文在华校的地位。当权者的政策是消灭华文教育，而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朱运兴却处处为华教请命，所以在短短的两年内，他就被撤职，不能再担任副教育部长。
马来亚独立后他一直积极推动全马华人申请公民权及登记为选民，东奔西走进行讲解，目的是
汇集华人的政治力量。1958年9月代表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负责筹备在怡保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1959年4月再代表马华协助在吉隆坡召开的全国华人注册社团华文教育大会，通过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与本邦华人对华教总要求，坚持各民族学校以母语母文为主要教学和考试媒介语，以及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
1959年，他因不满联盟（现在的国阵）不将“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列入大选政纲，以及对马
华的立场失去信心，愤然退出马华及辞去在联盟政府内所担任的一切职位。
1961年霹雳安顺区国会议席补选，他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竞选，并以“反对不利华教发展的《拉
曼达立报告书》”为竞选主题，获得选民大力支持，即以3156的多数票中选为国会议员，证实全马华人坚决反对与不接受1960年达立教育政策。而朱运兴先生也不负所托，在国会激烈反对不利华教的法令，全力争取华教公平合理的权益。
1964年与林苍佑成立民主联合党，被选为署理主席。1964年国会大选，民联党所有候选人中只有林苍佑一人中选。民联经此惨败而于1968年解散，后再组成民政党。朱运兴先生因多次对党要求接纳华教的总要求被拒绝，而毅然拒绝参加民政。
1964年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审案最后的开审，朱运兴先生不惜舟车劳顿，抱病出庭作证，
协助反驳许多内政部指林先生颠倒与歪曲政府的教育政策的控诉。林连玉先生因而感慨说：“在这人情似鬼的马来亚，像朱运兴先生，可以说是有心人也。”
朱运兴先生在社会与政坛上正义的言论深为社会人士的关注，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在国会对各
民族应享的基本权利无不勇敢的争取，公正无畏的批评，特别是对华教不公平政策。其言论激怒巫统的国会议员，更被同僚向东姑阿都拉曼中伤说“教总所以对教育措施的内幕十分明白，是因为朱运兴泄露机密给林连玉所致。”此举也造成朱运兴先生遭撤去副教育部长职。
朱运兴先生是抱着热忱与理想来参政，可是却失望而归，1966年后他逐步退出政坛，专心参与
社团活动，且贡献良多。1957至1973 年共出任了七届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总会前身）。他发起琼联会会员子女大学贷学金的献议，为同乡培育人才，为新马华人大学奖贷学金的创举，首开我国民间组织热心和重视教育的先河。当他在1957年上任总会长时，他更亲身远赴全马各地筹募基金。1946至1974年担任霹雳怡保琼州公会主席共廿八年，在任期间，他重整会务工作、包括重建会所及广招会员，俾使战后的琼州会馆可以顺利重新运作。
朱运兴是我国独立前一位叱咤风云的政坛传奇人物，他把一生交给了华教和政府，他在仕途宽
广及荣华富贵的生活与华文教育及民族大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朱运兴在九十年代接受报章访问时指出，副教长职是一份苦差，必须凭良心去执行任务，勇于接受挑战，务求对得起华社的重托。不管是在50年代或到今天，朱运兴的这番话，实应作为每名华裔副教育部长处事的基本原则。2002年5月26日，朱运兴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终年91岁。
6. 拿督沈慕羽局绅（1913 – 2009年）
沈慕羽先生祖籍中国福建晋江，1913 年7 月20日诞生于马六甲吉林街。父亲沈鸿柏是当时马六甲同盟会领袖，取名“慕羽”有着“景慕关羽”的意义，希望他能效法关羽的精神，成为有情有义，为正义奋斗之士。1928年，16岁，沈慕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培风学校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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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至1946年，先后复办晨钟义务夜校、培德及培风第一分校，并复兴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1945年，晨钟夜学战后复办，即由沈慕羽主持校政，一直到2004年，92高龄才卸下担子。数十年来，晨钟夜学秉持有教无类的办学精神，学生不分年龄、不分种族、不分职业，前来受教者多如恒河沙数，更是促成了马六甲华语流行满天下的特色，对华文教育的推广，以及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1947年，沈慕羽接掌平民学校，费了一番心血，在废墟中重建平民学校。在沈慕羽的悉心经营下，校誉日隆，并成为马六甲首屈一指的名校，家长皆以能够进入平民学校为荣。为了报读平民学校，许多家长不惜在半夜就开始排队登记，甚至还曾经因为家长过多，争先恐后而挤倒校门。1973年7月20日，61岁，沈慕羽荣休，卸下担任了27年的平民学校校长的职位。
1949年2月，陈祯禄创组马华公会，沈慕羽深受感召，为了马来亚华人的前途加入了马华公会，并担任马六甲分会义务秘书多年，极力推动各项提升华族文化和政治意识的活动。1955年5月7日，在沈慕羽的筹划下，成立了马六甲马华青年团，这是马华第一个青年团，并带动了其他地区马华青年团的成立。沈慕羽也因此而被称为“马青之父”。
1966年，沈慕羽以马华公会青年团副团长的身份要求政府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结果遭马华公
会开除党籍。1971年2月，为了华人社会的团结，沈慕羽不计前嫌，接受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的邀请，拿督沈慕羽局绅参与全国华人团结大会，并发表演说。结果遭警方控以涉嫌触犯煽动法令而被捕。两年后，政府撤销有关的案件，并提出委为上议员的建议，但被沈慕羽婉拒。沈慕羽自被马华公会开除后，就不再参与任何政党，但他依然密切关心政治，对于不合理的施政，他不平则鸣，据理力争，从不妥协。正因为沈慕羽这种刚正不阿的风范，而备受朝野政党的尊敬。
沈慕羽在教育事业上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倡办教总，并领导教总28年。1950年12月，沈慕羽以马
六甲教师会主席的身分会见吉隆坡教师会主席林连玉，力陈团结全国华校教师的重要，并倡议组织全国华校教师总会。各教师会对此反应积极，遂于1951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了华校教师总会，也就是教总，从此掀起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华教运动，奠定了华文学校今天继续存在的基础。
自教总成立以来，沈慕羽即是理事会的成员，并于1965年12月被选为主席，一直连任到1994年5月，以82岁高龄为由不再接受挽留，才卸下教总主席的重担。过后，沈慕羽被委为教总永久会务顾问，可说由始至终都与教总同在。同时，也担任董总会务顾问和林连玉基金顾问。
在担任教总主席的28年期间，华文教育正处于风雨如晦，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虽然如此，为了争取华文教育平等的地位，沈慕羽总是站在第一线上，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勇猛前进。这期间的经历包括了争取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发起创办独立大学运动、推动独中发展运动，以及捍卫华小不变质运动如反对3M计划、综合学校计划以及其他种种不合理的措施。
1987年10月28日，沈慕羽虽已75岁高龄，但却因为反对政府调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
职，而在“茅草行动”中遭警方以内安法令扣留，直到1988年6月3日，被关了200多天，才获有
条件释放。
除了教育事业，沈慕羽对于文化工作的推广也是不遗余力。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了从事报业，创办《古城月报》；倡议成立民众图书馆，推广民间阅读风气；推动改革华语，简化汉字的工作；领导孔教会，致力于宣扬中华文化；并于1983年3月27日促成了全国华团文化大会的举行，通过了反映全国华裔同胞心声的国家文化备忘录，以争取马华文化在国家文化范畴中，应有的合理地位。1989年7月，沈慕羽先生被选为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主席，并开创了文化节点燃火炬运动。
沈慕羽一生为族群、为社会、为国家服务，他无私付出和不畏牺牲的精神，不但是泽及邦国，更是赢得了国内外许多团体和政府当局的赞誉和表扬。此外，一些热心人士也特地在森美兰州金马士设立了沈慕羽纪念馆，以表扬沈慕羽一生的功绩。
沈慕羽不幸于2009年2月5日晚上9时15分与世长辞，享年97岁，灵柩停放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为期六天。这是培风中学创校96年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设为灵堂，以示对沈慕羽的崇高敬意。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包括了华团领袖、各政党领导层、正副部长、社会人士和学生等等都纷纷到来向沈慕羽鞠躬致意。举殡当日，更是上万人相送沈老最后一程，送殡队伍长达一公里；而且所到之处、路人皆驻足观看致意，目送沈慕羽最后一程，在在凸显了沈慕羽在华社心目中的地位。
沈慕羽为了争取华教权益和民族平等地位所展现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威迫利诱下，一贯“大义凛然，绝不低头”的风骨，永远活在大家心中！
2009年，教总设立“沈慕羽教师奖”，是尊师重道运动系列活动的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以鼓励和发掘默默付出的优秀教师，俾成为大家的典范，并希望能够借此对更多的教师同道起着积极和正面的影响，进而为提升国家的教育质量作出更大的努力。
7. 叶鸿恩（1916 – 2005年）
叶鸿恩先生原名叶省三，1916年，生于中国福建惠安。193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第一届的法学系。1939年厦门遭日军攻陷后南来吉隆坡。来马后，先在吉隆坡国民学校任教，后来也分别在槟城三民学校和霹雳太平华联学校担任校长，同时也担任北霹雳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并曾参与教总的筹组工作。1946年，与多位好友在吉隆坡创办了中国公学，吸纳战时失学的超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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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总联合全马华团以及1954年成立的董总并肩作战，反对《巴恩报告书》，反对 《1952年教育法令》，反对《1954年教育白皮书》以及主催1956年全马华团争取土生公民权以及列华巫印英语为官方语文的大会，维护母语教育各源流 学校的公平合理地位，揭橥凡属公民其义务与权利一律平等的基本人权。叶先生是参与者更是历史的见证。
50年代初期放下教鞭，转投商界发展，并于1946年就开始担任中国公学的董事，接着于1963年至1988年出任董事长长达26年。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学校的软硬体建设，中国公学不但是首间全日制华小，更成为吉隆坡最著名的华小之一。1958年至1978年，担任雪隆华校董联会理事，包括出任正副主席职，并于1967年至1968年担任董总主席。在任期间,极力捍卫董事会的主权，尤其是在《阿兹报告书》建议取消董事会权力的事件上，率领董总代表团与当局对话，表明坚决反对的立场。
1967年11月，教育部长宣布，没有考获剑桥文凭或联合邦教育文凭的学生将不被批准出国深造，企图断绝华文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之路。此举引起了华社强烈的反弹，为谋求独中生升学的管道，董教总遂决定创办独立大学，并获得全国华团热烈的响应。1968年4月14日，召开马来西亚独立大学发起人大会，通过成立“独立大学筹委会”，叶鸿恩被推选为主席，负起领导筹办独立大学的重任。
虽然创办独大面对阻难重重，但他却认为：“筹办独大任重道远，必经崎岖艰难路程，大家要有愚公移山百折不挠的精神”。虽然独大的申办最终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到政府的拒绝，但却奠定了华社创办华文高等教育学府的基础和努力的方向。
叶鸿恩先生卸下董联会、董总和独大主席之重任后，他继续参与各项华教工作，默默耕耘，不离不弃。2005年7月，他与世长辞，终年89岁。
8. 黄润岳（1921 – 2005年）
湖南长沙人，1921年出生，在当地受完中小学教育。抗战期间，到重庆读大学；1945年毕业
于国立政治大学法学系。1950年南来，先在芙蓉中华中学任高师班主任，后在和丰兴中中学任校长，1951至1964年在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当校长。1956年曾赴英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热带教育系进修，获专业教育文凭；1957年赴美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国际教师讲习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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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应邀加入教总工作委员会；1959年主编《教师杂志》，此刊物深获嘉评，兼有弘扬中华文化及促进母语教育之责。1961年，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公民权和教师注册证先后被吊销，他临危受命领导教总。任教总主席的两年期间，他除继续执行教总未完成的使命外，也冒着随时会被扣的危险，持续发表了《华文中学为什么不要改制》、《再论华文中学为什么不要改制》的文章及《教育精神是不可能被摧毁的》、《能生存，有发展》的演说。2005年在加拿大与世长辞，享年84岁。
9. 林晃昇（1925 – 2002年）
1925 年4 月15日出生于森美兰州芙蓉知知港，祖籍广东梅县。来自小康之家的林晃昇是家中的长男，下有11 个弟妹，他的父亲刻苦耐劳，由一位寂寂无闻的小书记、矿场管工，进而成为小矿商，建立本身的采矿事业。他自小生活困苦，住的是茅屋，也曾做过挑水担粪等农家粗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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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先后就读于吉隆坡南强小学、尊孔小学及尊孔中学。动荡不安的时局使他无法
完成学业，高二那年即因日军南侵而辍学。光复以后，家里实在太穷，难以维持生计，身为家中长男的他只得出外谋事。当时，他仅有20岁，是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最初，他跑到新加坡去，在旅行社和《南侨日报》工作，其后凭着本身的毅力刻苦自修英文，当上报馆的新闻翻译。1953年，林晃昇与相恋数年的姚爱珠组织温馨家庭，从此携手共赴47年的婚姻盟约。他们婚后育有五女。
1970年左右，林晃昇开始投入华文教育工作，初任雪州董联会理事。1973年，他出任雪州董联会和董总主席，次年当选独大有限公司主席，积极展开申办独大的工作。1977年，在他的领导之下，独大有限公司发动全国签名盖章运动。独大的申办遭拒绝后，先后于1980年至1982年就独大诉讼案与政府对簿公堂。1982年7月6日，独大案件败诉，他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他认为“只要民权运动能够在各族群、各阶层深入开展，只要人心不死，独大这棵铁树，最终一定会开花！”
1973年开始，以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主席的身份，积极推动全国独中复兴运动，筹募独中
发展基金运动。1975年底，顺利举办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1977年出版第一本独中统一课本。1982年，林晃昇倡议“三结合”的政治概念，希望通过结合执政的华基政党、在野的反对党及民间华团的三股力量，共同配合争取华社应有的基本权益。1983年3月27日，他代表董教总联合全国华团领导机构，通过在槟城举办的“全国文化大会”，向政府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他以董总主席的身份，联合全国主要廿七个华团领导机构发布了《全国华团联合宣言》。1986年，十五华团领导机构成立了“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以贯彻《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各项要求与建议，林晃昇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署理主席一职。同年，他参与郭洙镇和许子根国会竞选的助选活动，主张“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政治概念；提出华团应以“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政治立场。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在茅草行动中被捕，并遭政府以9大“莫须有”罪名扣留，宣称他在1983年至1987年间“曾经陆续不断地进行危害马来西亚治安的运动”，并“玩弄敏感课题，煽动华族的种族情绪”。
1990年，他倡导“两线制”的政党政治理念。为了建立能够制衡国阵政府的“两个阵线”的政党政治，于1990年8月14日，他请辞董总等三大华教团体主席职位，通过直接参政的方式，以期打破国阵垄断的政治神话。1990年8月18日，他与26位华教人士和民权份子加入民主行动党，以加强当时日愈壮大的反对阵线的力量，希望在政治上促成能与执政党的国民阵线抗衡的反对阵线。
2002年3月13日，下午4时，因心脏病发在香港逝世，享年77岁。2002年7月13日，为了秉承林晃昇的遗志，所有收到的赙仪用来设立“林晃昇高等教育基金”，鼓励更多人到研究所深造，培养各类专才，为国家及华社人才培育作出贡献。
10. 郭全强（1930年至 - 2019年）
193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昔加末埠武吉士钵郭巨川树胶园。幼年在马六甲培风小学念书。1941年日军侵略马来亚，跟随父母举家避难移居中国。战后才陆续返马。回中国后在广西桂林读初中，1945至1948年在四川重庆市南开中学读高中至毕业。1948年考进北京大学读政治系学位，1952年毕业。1953年与大学同学梁丽明结婚，7年后返马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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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郭全强先生被推选担任居銮中华三小的家协主席，开始了他日后四处为华教奔波的第一步。从担任居銮中华中学董事长（1987 年至2006 年6 月）到出任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主席（1988年至2005年），以及在后来被推选为董总主席（1993年至2005年），身兼多职并没有让他顾此失彼，反之，在他的领导期间可说是建树良多。担任居銮中华中学董事长时期，除了积极协助学校在硬体设施的建设工作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学校的软体发展，包括提倡素质教育，加强学校行政管理效率等，为銮中的未来刻画一个健全的发展蓝图。
作为柔佛州华教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郭全强先生更是为州董教联合会带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在位期间，亲力亲为，带动董教联合会全体上下筹款，以购置会所基金及会务发展基金，同时也设立董教联合会永久秘书处，聘请全职执行秘书，以加强推动会务的发展。这些都为董教联合会日后的发展打下稳固根基，也为日后的接班人可以更专注在捍卫华教的工作上铺好道路。
在董总的领导岗位前后十六年 —— 任副主席两年、署理主席两年、主席十二年。担任董总主席职位期间，他采取务实和中庸的路线，大力捍卫小学母语教育，积极协助及参与发展独中及新纪元学院的建设工作，以圆华社从小学到高等教育完整母语教育体系的梦想。在他的领导、带动下，获得全国同胞齐心建设新纪元学院，经过多年努力，董教总新纪元学院的旗帜终于在加影华侨山岗上迎风飘扬。
虽说90年代的国内政治气候处于“小开放”，华社在政经文教领域都感受到比以往更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例如董教总获准创办新纪元学院，让华社对国内华教前景充满信心。然而，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下，华小的发展却是暗流汹涌，宏愿学校计划及英文教授数理科的政策都是足以让华教的最后防线打开缺口，全面沦陷。在这华教面临危机的紧急关头，郭全强先生凭着丰富阅历，与教总并肩作战，力保华小继续生存。郭全强先生毫无偏激作风，他认为随着局势的演变，争取华教权益的工作必须作出调整，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结合全国各主要华团，以建立对华教的共识。
作为华社民间重要领导人之一，多年来郭全强先生都亲身参与各项争取华族权益的工作。1999年，虽饱受极大压力，他仍毅然扛起《华团大选诉求》的重担，临危不乱，稳定阵脚，率领诉求工委会把全国华社的心声带给政府。
在从事华教事业的这30多年的岁月中，无论是作为一间独中的董事长，或是担任华教组织的领
航者，郭全强先生永不言倦，披星戴月，走遍全马各地，飞奔海内外，随时随地为华教献出一份力量，郭全强确实是一个争取华教权益斗争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2005年8月7日，把棒子交给以叶新田为主的领导班子。
秉持着“为别人做事、为社会贡献，生活才有意义”的理念从事社团工作，曾经担任：居銮中华
工商总会会长（1983–1991）、居銮海南会馆会长（1983–1996）、马来西亚工商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马来西亚商联控股有限公司（UNICO）董事（1985–2000）、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1989–1994）、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主席（1993–2005）、马来西亚全国发展华小工委会署理主席、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主席、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马来西亚董教总新纪元学院理事长。
（生前）也担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会务顾问、马来西亚工商联合会名誉顾问、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永久名誉会长及会务顾问。除荣获瑞士维多利亚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外，也是中国众多大学的董事会董事（陕西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理事会名誉理事长（海南大学）、顾问教授（天津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名誉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及特聘研究员（厦门大学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所）等，2005年，因对华文教育的特殊贡献，获得林连玉精神奖。
文章来源：
教總 林連玉基金 校友聯總
聯合整理 第九版 2017年3月
